刘颜俊 张家怿丨西方代议民主的代表性危机：以阶级阶层为中心的分析

摘要：西方代议民主正面临突出的阶层代表性危机。议会阶层构成与社会阶层结构明显脱节，富裕阶层被过度代表,工人阶层代表长期不足。其根源在于，竞争性选举并非阶层中立的制度过程，候选人的阶层背景通过影响政治抱负、政党招募和竞选资源，系统性塑造其进入议会的机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选举政治的资本密集化、组织性代表渠道的收缩与世界体系变迁相互叠加，使这一矛盾不断激化。阶层代表性失衡不仅使公共政策更易偏向经济精英、强化社会不平等，也削弱了工人阶层的“被代表感”、政治信任和制度化参与，并助推民粹主义兴起。尽管多国尝试通过限制竞选开支、工会再动员等方式缓解阶层壁垒，但成效有限，折射出阶层平等代表所面临的深层约束。将阶层重新置于政治代表性分析的核心位置，有助于把握代议民主危机的内在逻辑，并为重建民主承诺与制度信任提供启示。

关键词：政治代表性；阶层；描述性代表；代议民主；代表性危机

【作者简介】

刘颜俊，beat365中文版官网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中国与世界政治，政治心理与行为等。

张家怿，beat365中文版官网比较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论文主要观点】

本文聚焦当代西方国家议会中的阶层代表性失衡，在关注当代表现的同时兼顾其历史脉络与结构根源，探讨失衡生成与激化的现实逻辑、结构性后果及改革困境，从而为理解西方代议民主的代表性危机、包容性衰退和结构性失衡提供启示。

一、阶层描述性代表的失衡表现与研究价值

（一）描述性代表的概念与意义

描述性代表强调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在社会身份上的相似性，有别于关注代表者是否实际维护群体利益的实质性代表。其价值不在于机械复制社会结构，而在于为检验民主承诺提供直观标尺。不同群体在代议机构中获得相应代表，有助于平衡政治权力分配、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并增强选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因此，描述性代表既关涉“谁坐进议会”，也关涉“谁愿意承认并信任这一制度”。

（二）阶层描述性代表的失衡表现

当代西方议会的阶层构成与社会阶层结构严重脱节，富裕阶层被过度代表，工人阶层代表长期不足。这一失衡程度虽有国别差异，却相当普遍。从长期看，工人代表比例呈“倒U型”变化：随着普选权扩展和工人政党崛起而上升，二战后见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回落。与女性、少数族裔代表性逐渐改善相比，阶层代表性失衡更为严重，却更易被忽视。

（三）阶层描述性代表的研究价值

阶层并未因社会身份多元化而失去政治意义。议员的阶层背景仍影响其立法行为，选民的政策偏好与政治行为也存在阶层差异。阶层代表失衡与公共政策的“富裕偏向”相互关联，并为制度信任流失和民粹主义兴起提供土壤。将阶层重新带回代表性研究，有助于揭示政治权力社会来源的偏移，理解代议民主包容性衰退的结构根源。

二、阶层描述性代表失衡生成与激化的现实逻辑

（一）候选人阶层背景影响代表形成的机制

竞争性选举并非阶层中立的制度安排。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无法消除候选人产生、筛选和胜出过程中的资源差异，阶层背景通过三个环节塑造代表形成。

在“供给端”，工人阶层较难承担参选的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在教育经历、政治训练与社会网络方面也处于不利位置。但其代表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治抱负不足，关键在于潜在候选人难以跨越后续筛选门槛。在“招募端”，政党作为候选人遴选的“守门人”，更偏好富裕、高学历、与党内精英背景相近的候选人，将其视为更能筹资、更有竞争力的安全选择，从而形成隐性阶层门槛。在“竞选端”，部分选民存在精英偏好，但更重要的障碍是资源不平等：高收入候选人更易获得自有资金、富裕捐赠者和专业团队支持，工人候选人则难以调动相应资源。

（二）阶层描述性代表失衡激化的成因

上述机制长期存在，而失衡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加剧，关键在于曾经压低阶层门槛的组织化反制力量消退。大众性工人政党和工会曾以集体的组织资源对冲个体经济资源的不平等，降低了选举政治的阶层门槛；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选举政治的资本密集化、组织性代表渠道的收缩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又重新抬高并固化了这道门槛，使代议程序对工人阶层愈发不利。

第一，选举政治资本密集化。竞选由基层人力动员转向依赖大众媒体、数字平台和专业团队，成本不断攀升，经济精英的筹资优势更直接地转化为政治优势。第二，左翼政党与工会的组织性代表渠道收缩。去工业化、选民结构与议题变化推动左翼政党转向城市中产和专业技术阶层，工人不再处于动员核心；工会衰落则削弱了工人获得培训、资金及党内提名支持的组织基础。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迁。产业外迁、自动化与劳动力市场分化侵蚀工人群体的稳定性，资本与劳动流动能力的不对称削弱工会谈判地位；冷战终结解除阶级妥协的外部约束，福利补偿空间收缩，金融危机后的紧缩又将调整成本转嫁给劳动者，使底层诉求更难转化为政策回应。

三、阶层描述性代表失衡的后果

（一）公共政策的阶层偏向与经济不平等的扩张

议员阶层背景通过早期社会化和选举问责影响政策立场。工人出身议员通常更支持社会支出、劳动保护和再分配，也更依赖低收入群体支持。富裕阶层的超额代表则使税收、福利和公共服务政策更易向资本利益倾斜。当富裕群体与工人诉求冲突时，后者更难获得回应。政策偏向反过来扩大收入与财富差距，形成“代表性失衡—政策倾斜—阶层固化”的循环。

（二）大众政治信任与制度化参与的阶层化衰退

当议会长期缺少与自身经历相近的代表，底层民众更易将代议制度理解为服务于他者的安排，“被代表感”和政治信任随之下降。选举不再被视为改善处境的有效渠道，部分工人选民因而沉默或退出，投票率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工人代表匮乏还产生负向示范效应，使潜在候选人低估参选前景，进一步强化失衡的自我再生产。

（三）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

民粹主义兴起应被理解为对代表体系失灵的集体反应。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底层民众对建制派服务精英的认知加深，转而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民粹领袖通过塑造“政治局外人”身份、指责建制派垄断权力，并强调与普通人民的相似性，回应其代表性期待。随着传统左翼疏远工人，部分民粹政党成为工人选民的新选择。因此，仅从文化冲突或政治传播理解民粹浪潮，难以把握其阶层根源。

四、阶层代表性失衡的应对方式与改革困境

（一）应对方式及其失效原因

既有改革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削弱选举中的阶层壁垒，以及为特定阶层保留代表空间。前者包括工会培训、资助工人候选人，以及国家限制政治捐款和竞选开支。但工会衰落限制了组织支持的覆盖面，司法掣肘、规则漏洞和数字竞选监管不足又削弱了资金约束。后者包括历史上的功能代表制及阶层配额倡议，但功能代表制难以适应复杂利益结构，阶层配额也尚未形成广泛实践。这些调整始终未触动资本主导的选举逻辑，难以阻止政治权力随财富向上集中。

（二）制约阶层代表制度改革的深层因素

阶层代表改革受到四方面制约：对其必要性的争论削弱规范基础；阶层背景不易识别，公众往往高估工人代表比例，改革动力不足；阶层身份具有流动性，工人出身议员的地位变化使身份联结更脆弱；对工人议员能力和治理绩效的顾虑造成改革阻力。然而，研究并未发现工人议员在治理能力上明显逊色，其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反而具有重要作用。更深层的障碍在于，调整阶层代表格局直接触动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往往超出竞争性选举体制自我调节的限度。

五、西方阶层代表性危机的实质与理论意涵

阶层代表性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政治平等承诺之间的深层张力。竞争性选举内生的资本亲和性，曾被劳动者组织化力量部分抑制，又在其衰落及阶级妥协条件瓦解后重新释放。议会阶层构成随工人组织力量兴衰而改善或倒退，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仍是理解西方政治的重要方法资源。

工人阶层曾依靠集体组织资源对冲个体经济资源的不平等，说明其代表性改善具有特定历史条件。如今旧有组织形态难以为继，新的团结形式尚未成形，阶层失衡可能随资本主义新形态的发展而进一步固化。

阶层不平等扩大说明“阶级政治终结”之说难以成立；性别、族裔代表改善与工人代表衰退并存，说明回避阶级的多元包容可以与阶级排斥共生；民粹反弹则根植于底层“不被代表”的真实处境。政治平等难以脱离经济权力结构单独实现，程序修补也难以消除结构性失衡。随着技术变迁继续重塑资本与劳动关系，重建劳动者的组织力量和民主平等的制度基础愈发迫切。“谁在代表、代表谁、代表什么利益”是检验民主成色的实质问题，民主平等的真正基础在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均衡，这是西方代议民主历史浮沉得出的、无法回避的结论。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4期。